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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手机网投平台开户·事件《读书》事件的前前后后


    来源:匿名   时间:2020-01-08 16:39:22





     11 年中,围剿《读书》的事情发生过多次,为了打倒我们,那几位似乎什么事都可以做的。我不但认为《读书》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而且还希望出现更多的讨论空间。
     

    手机网投平台开户·事件《读书》事件的前前后后

    手机网投平台开户,甘:您接任《读书》之后,《读书》和您本人都经历几次重要的风波,比如“长江读书奖”事件,比如高默波事件和哈贝马斯访华引发的编辑手记事件。导致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很多人把它们看成“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

    汪:这些事件背后有思想争论的因素,但事件本身不能被归结为所谓“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长江读书奖”是一个悲剧。本来是一个正常的也是相当认真的评奖,偏偏因为我的得奖而遭到攻击和非议。程序是由大家制订的,结果是根据这个程序产生的,如果认为程序有问题就检讨程序。我人在美国,没有参与与这个奖项有关的任何工作。现在评奖的公信力差,任何巧合都可能引发怀疑,这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有些参与其事的人有意误导舆论,对我个人进行攻击。坦白地说,我本来是准备起诉这些人的,但考虑到思想讨论的气氛可能因为诉讼而遭到进一步的打击,我没有这么做。但这些事情使我对这些所谓知识分子的动机产生了根本的怀疑。

    发表高默波的文章本是很平常的事情。高默波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他的英文著作《高家村》是仅见的从农村的角度研究“文革”的著作。我读过他对“文革”的研究文章,是深入的思考和反思,从未回避那个时代的悲剧。“文革”发生迄今四十年了,我们的研究集中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反思的视角大多也是国家的、高级官员的、知识分子的、下乡知青的,我们很少听到从农民的角度叙述的“文革”,也很少听到从工人的角度叙述的“文革”。我们只是希望通过发表这样的文章引发进一步的讨论。结果文章发表之后,《南方周末》发表了一大版文章,有位“自由主义者”指控我们要为“文革”翻案。这些人不是就事论事地讨论,而是将矛头对准发表文章的思想空间。他如愿以偿了:有关方面的文件中提到了《读书》的文章,我们不再能够继续这样的讨论了。

    更可笑的是利用哈贝马斯这样的公共人物之口,攻击《读书》杂志为“专制”辩护。与他们的观点不同就是为“专制”辩护?这样的逻辑未免过于荒谬。我当面问过哈贝马斯先生,他对这些人利用他来攻击我们十分不解;曹卫东先生、黄平先生等在场的学者也专门写文章证明他们的说法不过是造谣和谎言。他们攻击的并不是黄平或我个人,而是作为《读书》杂志主编的我们,为了保护杂志的声誉,我们当然有必要对流言加以澄清。我实在不明白,这就是他们讨论问题的水准吗?这是对思想讨论的伤害。

    11 年中,围剿《读书》的事情发生过多次,为了打倒我们,那几位似乎什么事都可以做的。但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他们自己在讨论中到底提出过什么重要的问题,做过哪些认真的研究?他们的精力更多放在攻击别人上。我觉得他们看起来更像是思想的宪兵,与自由主义毫不相干。

    甘:比如“文革”这种话题,它是充满很多情绪性在里面的。而且尤其这个问题跟知识界、思想界是紧密联系的。讨论这样的话题的时候,不是应该有更多的考虑吗?

    汪:可以有更多的考虑,但不能变成思想的禁忌。为什么“文革”的研究最多的是在国外?因为我们的禁忌太多,有些是来自国家的禁忌,但也有很多是来自知识分子自身创造的禁忌。不同的人对历史的体验可以是不一样的,但并不代表哪一种就是正确的。我们只有把多方面的东西呈现出来,才能够看得更全面一点,也才能把握住问题的关键。当然,打破禁忌不但需要勇气,也需要思想的能力和深入的研究。

    甘:范用先生曾经说过,《读书》杂志创办之初,根本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创办之初的《读书》所肩负的内容好像要轻一些。而在您接任之后,我觉得您似乎给《读书》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它所担负的内容越来越重。

    汪:这种责任从《读书》创刊一开头就有。《读书》杂志从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到王若水等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讨论等等都是严肃的理论探索,80 年代中期关于存在主义和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也同样如此。在80年代,《读书》还起着一个介绍新知的作用,这个功能仍然在持续,但发生了变化,原因是在如今的翻译格局和知识状况下,只是一般的介绍恐怕不能起作用了。90 年代前期,适应着当时的社会转化,《读书》的取向有一些变化,但不能说这份杂志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面貌。相对而言,在80 年代,改革开放就是基本意识形态,而随着社会的分化,到90 年代改革共识面临危机,这是需要独立思考的时代,也是许多知识分子展开了他们的思想探索的时代。《读书》必须反映这些思想探索。

    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真实的大转变。迅速的发展也伴随着社会危机的积累,没有反思、一味地将所有文化空间当作文化消费的场所,这是很危险的。我不但认为《读书》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而且还希望出现更多的讨论空间。老实说,大部分媒体对于《读书》的报道从未真正触及到底我们做了怎样的讨论,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讨论。他们纠缠的就是什么“好读不好读”或者“新左派”的话题,可悲的是,连许多学者也跟着这些话题起舞,实在让人费解。

    甘:然而一直以来您的很多观点,还有《读书》发表的一些观点却遭到很多人的批评,这些批评难道不是代表着一部分人的声音?

    汪:有批评难道不是正常的事情吗?知识分子的讨论都和大众传媒一个调就是好事吗?鲁迅当年用“无声的中国”描述当时的社会,所谓“无声”不是没有声音,而是只有一种声音。听起来嘈杂得厉害,但其实大同小异。今天的中国不是声音太多,而是声音太单一,那就是发展的声音,消费的声音,争权夺利的声音。中国有那么多杂志,能够引发讨论的并不多,这样就好了吗?批评总是代表着一部分人的声音,如果这种声音写成了有质量的文章,我们就乐意发表。思想讨论要追究的是谁对谁错,不是有没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再多,对的还是对的,错的还是错的。如果知识分子的思想讨论都要用大众传媒来评胜负,那不是知识分子文化的沉沦吗?

    前两天有一个记者问我,某些作者的一些看法还没有得到大众社会承认。但是,大众社会是谁呢?它是根据自己的报纸来判断这个大众的吧。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报纸面对的所谓大众只是很有限的一部分人,主要是城市居民中的白领阶层,这个大众概念就很可疑,因为它是把绝大多数的大众排除在外的大众。你们调查过几亿的农民什么看法吗?你们调查过工人什么看法吗?以我有限的经验和调查,工人、农民的看法与如今媒体中“大众观点”相差实在十分遥远。我在谈论这一点的时候,也没有把《读书》排除在外。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局限性。

    在《读书》十年精选中,我们编了一本《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为什么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这么重要?因为我们的分歧不仅发生在具体的问题上,而且更发生在我们看待这些问题的不同视野之上。一个了解三农危机的人就不会对于城市的发展一边倒地叫好,一个对俄罗斯和东欧改革当中的经验和教训做过研究的人,也不会对国企改革、土地私有化抱有那么不切实际的(或过于实际的)幻想,一个研究了民主制度在不同社会中的经验的人对于政治改革的看法大概不会停留在奢谈“三百年来人类的共同道路”的层次上。重构的过程是多元的、多样的,不是一律的,但这个重构过程能够扩展我们的视野,造成一个新的思考的空间。我们做得很不够,但这是《读书》努力的方向。

    如果有人批评我们的片面性、局限性,或者指出我们的讨论不够深入,我完全乐意接受,也十分欢迎。但要是有人试图取消这样的讨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甘:回顾11 年来看的话,总结一下您在《读书》自己做的东西,大体上满意吗?

    汪:我从来没有觉得满意过。我们讨论的深度有待开掘,还有很多问题没有真正地触及,也希望在文体上不断改进。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和我们的年轻编辑:我们在讨论重大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也只是在一部分人当中关注的问题;我们讨论三农问题,也不等同于我们已经把几亿农民的声音带了出来。但认识到这些局限不是否定这样的讨论,而是要深化这些讨论。在90 年代以来的潮流和媒体环境下,《读书》把这么多不同的声音推出来,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老实说,已经非常不容易。这不是《读书》或者我们这些编辑有什么功劳,而是那些真诚的思考者和研究者的贡献。我在这里要向这些思考者和研究者致敬和感谢!

    就像做人一样,最重要的是不要丢了基本的格调。在今天的环境中,哗众取宠很容易,讨好这样的那样的势力很容易,趣味向下滑落很容易,但要坚持自己的思想格调反而是件很难的事情。我对《读书》的编辑们在风雨中的认真和坚持有点儿自豪。

    该访谈发表于《南都周刊》2007 年7 月27 日期

    主编:宋峸 || 本期责编:小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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